“发展灵活就业应对抗疫长期化”线上研讨会4月9日在北京举行，来自政府、媒体、学界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齐聚一方屏幕，共同围绕“灵活就业与抗疫长期化、灵活就业与新业态、灵活就业与新技术、灵活就业面临的新问题”等话题展开热烈讨论。

本次活动是西南财经大学北京研究院联合劳动经济学会就业促进专业委员会共同举办的一次线上研讨会，与会专家不仅分析了当前的就业形势、趋势和相关政策，还对灵活就业的顶层设计、学术研究、制度保障、技术支持等问题进行了深度探讨，同时对高质量灵活就业的推进和实施提出了诸多参考性建议。

会上，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司长万东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培林、新华社高级记者胡梅娟等从多个角度分析了当前的就业形势。新冠疫情正在对就业产生超出预期的影响，虽然我国疫情防控阶段性成效显著，但疫情防控的长期化和常态化将是一个大概率事件，要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就业作为最大的民生，也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稳就业原本就有不少难题，现在又受到疫情影响，面临更加复杂严峻的形势。2020年需要在城镇就业的新成长劳动力在1500万人以上，受疫情影响，招聘用工总量下降，就业主要指标出现波动，就业增长放缓，2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2%，环比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874万人，增量、增幅均为近年之最，疫情突发正值春季招聘期，导致整个市场需求下降，毕业生求职就业受到较大影响；受影响较大的还有农民工，目前农民工总量达到2.9亿人，其中外出务工1.7亿人，跨省流动7500万人，农民工多数是生产服务一线普工，灵活就业较多，受疫情冲击更为直接。

劳动经济学会就业促进专业委员会会长、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介绍了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对全国有代表性的3143户家庭进行的“新冠肺炎疫情专项调查”情况；调查显示，受疫情冲击，居民对就业形势预期较为悲观，30.8%认为所在企业会采取裁员措施，低收入群体受疫情冲击更大；他建议，应该采取包括灵活就业在内的各种措施，切实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能力，将被疫情阻断的产业链激活，让消费能够成为拉动经济复苏和增长的主动力。国家发改委《改革内参》主编刘学军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杂志总社社长牛志伟同样认为，经济形势与就业形势正相关，疫情造成需求收缩，面对就业市场巨大压力，多渠道灵活就业是必然选择，也是可能的新趋势。但是市场究竟能提供多少灵活就业岗位、哪些行业可以提供就业岗位、哪些人需要灵活就业等问题还需深入研究。

对此企业界代表谈了他们的认识。西南财大湖北校友会会长、文鼎集团创始人王华伟认为，企业首先要活下来，才可能提供就业需求，相对灵活就业，灵活用工也是企业自保的一种方式，企业需要适应新形势，打破组织边界和人才边界，采取相应措施，掌握和运用好疫情期间国家出台的大量政策红利，主动应对疫情带来的困境。北京四川企业商会驻会秘书长蒲元彬认为，灵活就业的前提是灵活创业，政府需要对企业创始人和负责人进行必要的灵活创业的培训，加强对这种新理念的认知，同时出台倡导、支持灵活创业的相关政策。

灵活就业并不是简单地解决供需问题，在中央党校张伟教授看来，这实际上体现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顶层设计的问题，疫情要重视，抗疫的同时要有效的复工复产，这对政府是一种考验。中央党校的另一位教授郭强认为灵活就业需要灵活的制度，要给小的平台经济的成长和生活服务型企业提供更为宽松的生存环境。中国人民大学陶然教授同样认为，疫情之下，有必要反思对中小型服务企业的管理，要制定政策，让服务型经济有更好的生存环境，要对中小型服务企业出台优惠措施，让居民消费财富流到中低收入人群，为此，城市管理、街面规划以及提供可支付的商品房和租赁房都方面都需要新的举措。《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编辑部副主任杨万东在会上做了主题为“灵活就业的技术可能性与适用行业”的发言，北京交通大学唐代盛、刘盾和西南财经大学的欧阳俊等三位学者也分别发言，从学术的角度，对灵活就业的科学定义、内涵外延和制度促进等做了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