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由我院和（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就业促进专业委员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以及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劳动经济学会就业促进专业委员会2023年二季度就业形势分析会”在京召开，来自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浙江大学、北京交通大学、腾讯研究院等政府、高校、企业的专家出席会议并发言，围绕“宏观经济及就业形势”“大学生就业”“4050就业”等议题，就“中青年就业”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一、宏观经济分析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全面恢复常态化运行，国民经济整体恢复向好，国内需求稳步扩大，消费带动作用增强，服务业增势较好，交通运输、住宿餐饮、旅游等行业较快增长，对就业的带动作用明显增强，稳就业政策效果持续显现。

稳就业需要稳市场主体，经济增长是扩大就业的前提条件。受全球经济增速下滑、地缘政治冲突等影响，全球贸易前景难言乐观，经济恢复仍需克服多方面阻碍。需要通过积极就业政策在宏观政策工具箱中位置的调整，避免经济进入下行区间，其中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可行的工具选项。劳动经济学会就业促进专业委员会会长甘犁教授认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国债负担率60%、赤字率3%的国债规模安全线标准并无理论依据，其普遍适用性缺乏论证。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要处理好国债利率、政府债务规模及其上限、赤字率及经济增长的关系。政府应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快经济复苏的进程，为我国稳就业提供必要的经济增长速度。

二、大学生就业

劳动经济学会就业促进专委会在此次会议上发布了《中国青年就业报告：现状、问题及对策》，对青年就业属性、就业现状特征、就业趋势、失业原因和解决方案做了深入分析。报告认为，我国青年失业属于结构性失业，一方面青年劳动力供给持续下降，导致我国制造业等常规性工作的劳动力供给水平下降，也是“民工荒”“技工荒”等劳动力短缺的根本原因之一；另一方面，高校毕业生和留学回国人员的供给叠加和大厂等高科技企业增长放缓和制造业“微笑曲线”的长期存在，导致受过高等教育、倾向于非常规工作机会的大学生就业压力增加。

与会专家认为，尽管每年大学生就业压力都很大，但在不同就业环境下，仍然有一些新的动向出现：一是求稳心态更趋明显，二是一线、新一线城市仍是毕业生首选，三是创业受经济形势和经济周期的影响明显，自主创业热情不高。因此，一要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减少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大学生就业意向的不利影响；二要塑造青年正确、健康的就业观念，实现理性就业；三要形成新的认知，处于“新流动时代”，就业的起始条件对一个人的长远发展的重要性已经大为下降，传统的“先择业后就业”认知须要改变。

与会专家经过调研后发现，目前出台的政策已经不少，但是落实到基层还有些问题，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人才支撑，人力资源也应该适销对路，摸清企业需求，按照需求培养出来的人才才能实现充分就业。他们认为，今后要加强STEM专业人才供给的顶层设计，增强年轻人报考和学习STEM专业的内在动力，提高女性在STEM学科中的比例，维持STEM专业毕业生占比稳定甚至有所提升。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与继续教育研究所原所长孙诚研究员表示，教育改革要在产教融合和科教融汇两个基础上去思考职业教育的优化定位问题，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之间要协同创新，相互融通。

针对高校毕业生慢就业缓就业现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李长安认为，加强对慢就业大学生的分类指导，提前介入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帮助慢就业者做好职业发展规划；人社部门教育部门要发挥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一些信息优势，提供充分就业信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激发慢就业者的创新创业潜力，提供创业培训、创业帮扶，注意创业启航等创业扶持政策和项目；加强技能培训，增强高校自主性，解决专业不对口的问题；加强大学生的心理疏导，帮助大学生合理的认识自我，减少等靠要等心理。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中国就业与民生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周广肃认为，青年群体初入职场，其劳动权益易受损害，加强权益保障应是青年就业政策中的重点之一。相关政策要从反对就业歧视、健全维权机制等方面精准施策，落实落细政策法规，营造公平和谐的就业环境。

三、“4050”群体就业

从劳动经济学会就业促进专委会在此次会议上发布的另外一篇报告《防范4050失业风险》来看，2023年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呈现下降趋势，今年3-5月25-59岁人口失业率在4%左右，低于2022年和2019年同期水平，但如果考虑屡屡突破历史新高的青年失业问题，事实上我国4050群体就业总体上比较稳定，但失业率下降并不意味着就业情况改善，因为有一部分劳动力退出了就业市场，不在统计范围内。报告还指出，“4050”人员失业趋势性问题实际上已显现，考虑到“4050”人员在家庭中的重要性，这个问题更须引起重视。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就业创业研究室主任陈云研究员表示，“4050”人员作为一个政策群体有着特定的含义。在过去，“4050”人员主要指经济体制转轨期国企下岗职工中大龄劳动者再就业群体。如今，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迭代带来了新的矛盾和诉求，不同行业、不同领域和不同阶层的“4050”人员，都面临着失业风险和再就业压力。有研究报告显示，从现阶段到2027年，44%的企业雇员的核心技能将被颠覆，60%的雇员需要接受新技能培训。解决4050群体的就业问题，要特别重视解决“机会增加、能力提升、权益保障、风险防范”等方面突出问题，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各类就业歧视。

对于“4050”人员来说，在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数字技术替代人力是他们最担心的失业问题。但腾讯研究院首席经济学顾问吴绪亮指出，从过去200多年的历史数据来看，技术对失业的影响实际上远远小于历次经济危机的影响。他指出，技术变革对短期就业可能会产生一定影响，但随着技术的扩散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搭建，最终会创造更多和更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就业形态越来越体现出远程化、碎片化、弹性化和平台化等特点。但也需要注意到，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短期也会产生就业挤出效应和替代效应，“4050”人员的工作更容易被人工智能、机器人替代。“无就业增长”是世界经济增长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必须正视技术进步的确可能在局部、短期对“4050”人员形成一定的就业风险，重新激发“技术之善”。

针对4050人员，与会专家还认为，目前的大部分就业政策只是针对就业问题本身提出，与企业投资、经营等联动的较少，这样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就业政策的有效性，企业的投资、经营促进政策应在一定程度上与解决就业能力相结合，就业政策不应单纯针对就业问题解决就业问题。

四、劳动者权益保障

健全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是关注的重点。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中国就业与民生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周广肃认为，目前的失业保险领取通常与城镇户籍、劳动合同（五险一金）、进行失业登记等条件绑定，导致大量需要帮助的失业群体（如灵活就业群体）无法获得相应保障，实际上更脆弱的群体没在失业保险范围之内。他建议，针对失业人群的失业救济金额应考虑所赡养人数等家庭经济状况等。

劳动经济学会就业促进专委会副会长唐代盛教授认为，失业救济的就业促进作用值得关注。北美一些国家通过实施失业救济等财政政策，只是产生了微弱的负向工作激励，证明补贴额度规模不大或有时段限制的失业救济（补贴的贴现值不大）不会产生“福利依赖”。同时，失业救济对“稳消费”和消费增长效果明显，从需求端对稳生产产生了较强的拉动作用，这有利于一国或者地区经济的恢复，对我国在恰当时机实施类似政策提供了政策工具选择的参考和借鉴。

新闻报道链接：

“4050”群体就业面临技术替代风险，专家呼吁完善稳岗兜底政策 (qq.com)

劳动经济学会就业促进专业委员会2023年二季度就业形势分析会在京举行 (baidu.com)

21解读｜上半年就业形势总体改善 青年失业率攀高有望8月后下降 - 21财经 (21jingji.com)